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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婚的法律责任

重婚的法律

重婚的法律：刑事，犯重婚罪的，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基于重婚严重侵犯了无过错方的人身权利，妨害与破坏了婚姻家庭安全，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许多国家的刑法都确定重婚是一种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中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重婚为一种应受刑事制裁的侵犯人身权利罪，中国《婚姻法》与现行刑法相适应，在第45条中明确规定：“对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律要对重婚者的刑事惩罚到位也决非易事，这突出表现在对事实上的重婚的刑事惩罚难以落到实处，对纳妾性质的重婚者的惩罚显得苍白无力。1999年广州市两级法院受理判决的重婚案只有10宗左右，这与社会中出现的大量变相重婚的严重情况极不相称，致使大部分事实上的重婚不受刑法追究。民事，基于事实上的重婚、变相纳妾、第三者插足等行为，是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反，它严重侵犯无过错方的同居权、贞操保持权等一系列配偶权利。由此决定法律不但应当对重婚者予以刑事惩罚，而且还应当由重婚者对无过错方承担惩罚性的赔偿。刑事惩罚重婚者是手段，保护无过错方的婚姻家庭权益才是目的。为此，婚姻法律制度应当设置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因重婚罪造成无过错方损害的，应当得到赔偿。中国《婚姻法》第46条第1项规定：“因重婚的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由此体现了对无过错方损害的经济补偿。这对无过错方具有补偿性，对重婚者则具有惩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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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2002年12月，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的被告人杨某向我院提出与本案自诉人张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张某则提起刑事自诉，状告杨某犯重婚罪。自诉人张某诉称，其于1996年4月26日与被告人杨某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子杨某某。2001年5月自诉人发现被告人与雷某某同居生活，自诉人多次找被告人和雷某某，说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杨某与雷某某却于2002年7月24日公然在金堂县登记结婚。自诉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四个要件，已构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杨某辩称，其与张某的结婚属无效婚姻，因当时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实，因而其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杨某与张某及雷某某的两张结婚证都是用虚假结婚证明材料领取。1996年4月26日，年仅18周岁的杨某采取提供虚假*明的方法与比他大3岁的张某领取了结婚证，二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结婚之事亲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杨某某。2001年5月，被告人杨某与本市金堂县雷某某相识，以夫妻名义先后长期在本市桐梓林小区、棕南小区租房非法同居。2002年7月24日，被告杨某又用虚-明材料与雷某某在本市金堂县登记结婚。

在这则案例中，被告人杨某随心所欲，利用虚-明材料两次向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证，实属罕见。那么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这既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认识上的争议焦点，也是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

我院在审理该自诉重婚案件过程中，对本案被告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杨某与自诉人张某结婚时，因杨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按新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应认定其与张某缔结的婚姻关系无效，故杨后又与雷某某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因此不能认定杨的重婚罪名成立。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杨某与自诉人张某结婚时虽未达到法定婚龄，但至杨与张某起诉离婚时，双方均已达到法定婚龄，并符合结婚全部实质要件，已经形成一种较稳定的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应视该婚姻有效，被告人明知自己有配偶却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罪。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按照传统的刑法观念，重婚罪的客观方面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已有配偶的人又和第三人登记结婚或者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另一种是有配偶的人与第三人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或者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而与之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所谓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具体表现为，男女当事人虽未登记结婚，或采用虚假材料骗取婚姻登记的，又确实以夫妻关系相互对待而同居生活，它与通奸、姘居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综合分析全案，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人杨某已经构成重婚罪。